据统计，本市现有常住老年人口340.5万，其中独居老人数量已达到30万，无子女家庭也已超过5万。过去，失独老人、子女无民事行为能力、无子女及子女不在身边尽孝等老人因为没有法定监护人，在入住养老院、突发疾病住院手术时会遇到各种麻烦。
2016年1月起，北京市民政局在全国率先启动特殊家庭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项目，特殊家庭的京籍老人可委托市民政局指定的北京扶老助残基金会（以下简称“基金会”），代理老人办理入住养老机构的签字等事宜。此外，该基金会还可以接受老人的授权，代理财产管理、维权等一系列涉及老人需要帮助管理的事务。失独老人、空巢老人等特殊家庭老人入住养老院、生病住院时有“代理儿女”帮他们跑腿办手续。记者从基金会了解到，项目实施两年，目前共服务了50余位老人。同时，在运营中，基金会也发现了自身力量有限，现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合作伙伴。
百年老人的遗憾
张女士夫妇属于无子女夫妻，张女士的老伴儿长期半身不遂，前几年张女士发现自己也患上肝癌。老两口儿一直想去市第五社会福利院安享晚年，但根据他俩的情况，在“五福”必须要分开居住。这对于结婚30多年都未曾分离的他俩来说有点难。当老两口儿听说基金会可以代理特殊家庭老年人入住养老院时，老人找到了基金会，希望他们可以帮自己和老伴找到合适的养老院。
基金会在核实了老人身份后，与张女士老两口儿签定了一系列协议，正式成为了老人的“代理儿女”。基金会的谷老师根据张女士的要求，帮他们找到了位于丰台区的南苑社会福利中心。两位老人在那里不仅可以住在一起，生活条件也让二老满意。
因为张女士已经是肝癌晚期，身体非常虚弱。从去年6月开始，病情开始极度恶化，吐血便血更加严重。“我们作为代理儿女是需要24小时手机开机的，因为老人可能会随时跟我们联系。那天我记得是大概晚上11点左右，我接到了养老院的电话，说张女士不行了。我赶紧穿上衣服打车去了南苑，接上张女士，我还带上她的弟弟和弟妹一起就奔到了东直门医院。若老人进医院抢救就需要我签字。当天，我们一直忙到后半夜，张女士的病情终于稳定了。我看已经凌晨3点多了，就趴在她床头睡了一会，一早回单位上班了。”谷老师说。
谷老师在养老院帮老人签字
之后像这样的急诊抢救又发生了两三次，到了9月份，张女士再次因为病情恶化住进了医院。大夫告诉谷老师，老人大概也就只有几天的生命了。想到张女士之前跟他说过自己家的一些情况，谷老师觉得应该帮老人解决遗憾。“生老病死，人之常情。不要让老人带着遗憾走。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。”谷老师说。张女士可能也预感到自己的情况，她跟谷老师要求立遗嘱。有经验的谷老师很快联系好了律师、见证人。张女士立完遗嘱，了却了心事后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。基金会秘书长赵越凡告诉记者，帮助特殊老人完成自己的心愿是基金会必须要做的事情。“张女士老两口儿生病后一直是张女士的弟弟、弟妹帮着照顾，而她先生那边的几位亲人却鲜有露面。因此张女士一直希望可以将自己的房子留给弟弟一家。还好我们在她弥留之际，让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她名下的财产进行了分配，也为老人保住了部分财产。张女士过世后，她的老伴儿就被他的亲人接走不再由我们代理。”赵越凡说张女士是他们做“代理儿女”后第一位过世的老人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他们也发现了基金会存在的局限性。
“比如公证处在做老人房产公证时，需要老人的直系亲属在场，可这正是这些特殊最大的缺失。如何从政策层面上为这些老人提供绿色通道，也是基金会下一步必须要解决的。”赵越凡说。
“代理儿女”的无奈可望解决
扶老助残基金会前往西城区大栅栏街道
为特殊老人讲解“代理儿女”项目
赵越凡告诉记者，基金会成立之初，考虑到特殊老人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，在入住养老院、出现疾病或特殊事故等情况时的尴尬，想到通过代理服务让这部分老人的权益尽可能小的损失。然而项目运行后，一些始料未及的情况着实让基金会体会到了“代理儿女”的无奈。
赵越凡给记者讲起了一件刚刚发生的事情：一位入住“五福”的失独老人，因为在院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导致骨折。基金会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将老人送到了医院，并签字为老人做了手术。手术后，工作人员为老人安排好在医院的生活，之后便离开了医院。没过几天，老人的电话就直接打到了赵越凡这里，原来老人觉得“代理儿女”没有天天陪着她，有点闹情绪。“我很理解这位老人的心情，她对‘代理儿女’有种依赖，她觉得自己生病了，儿女就该在床边陪护。但我们的职责只是为这些老人担保，代理他们入住养老院。天天陪护不是我们的工作范畴。”赵越凡说。
正是类似这样的事情，让赵越凡意识到基金会要想继续发展，最重要的是厘清职责。“今年我们首要的工作是做好代理工作的标准化，分清哪些是我们的分内工作，分清哪些是特殊老人需要的服务。”赵越凡表示，目前他们已经将“代理儿女”项目中的为老服务进行了分类，将一部分不属于基金会工作范畴但老人确实需要的工作，向社会公开招募具有专业服务资质及良好品牌信誉的合作伙伴，为老人提供金融养老产品服务、法律服务、养老机构服务、精神评估服务、财产评估服务、行为能力评估服务、咨询服务、资产处置服务等。
“今后基金会就是一个大平台，我们为这些老人把好服务商关口，当老人需要这些服务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为老人建议。这样类似老人抱怨无人陪护的事情就不会再发生了。”赵越凡说。正是类似这样的事情，让赵越凡意识到基金会要想继续发展，最重要的是厘清职责。
立足特殊家庭老人，暂不扩大服务范围
基金会运营两年，共为50余位失独老人、“两老一残”（一残即独生子女为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智障人士）家庭老年人和无子女老年人等特殊家庭老年人担任“代理儿女”。
赵越凡表示，虽然目前从工作数量上看并不多，但基金会没有扩大服务范围的打算。“我们进行过测算，我国是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，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绝大多数还处于活力老人阶段，再过5到10年，这些老人将更多进入到活动能力受限、需要入住养老院的阶段。因此基金会目前主要的服务人群还不会有很大的变化。”随着经济发展，越来越多的父母将子女送到国外，对于这类子女长期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是否可以申请“代理儿女”服务，赵越凡表示，目前这类情况，基金会暂时没有受理，“经常有这样的老人来我们这里咨询，我们还在考虑中。因为为这类老人代理需要收费，如何收费还需要论证。”新创建的“代理儿女”服务，本市目前还处于试点阶段，如果试点成功将可以向全国推广。
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副研究员董文勇提出，“代理儿女”制度的实施，解决了特殊家庭老年人无法入住养老院的问题，“更为重要的是，它建立了一种机制，在政府难以做到大包大揽的背景下，通过引入社会组织的参与，实现了市场供需之间有效对接。”